长征是一段极为艰难的行军之旅，缺乏稳定的物资供给，红军只能在进行战斗的同时努力筹集资源。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，需确保数万名士兵以及随军人员的生活物资，这即使在今天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。

在1934年10月9日，红军高层对战略转移的物资问题提出了清晰的要求，包括武器、弹药、服装和给养等。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，每个伙食单位按规定携带每人1斤油和1斤盐，同时每名士兵要准备4天的干粮。到1935年3月底，红四方面军在跨越嘉陵江开始长征时，部队和随军的民工每人必须自备3至6天的干粮以及3至5天的粮食，确保基本的生活需求与行军能力。

1935年1月，红军攻占遵义后，迅速实施土地政策，动员贫困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与房屋，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及小商贩。此外，红军还开始清查贪官土豪，没收其私有财产。在当地溶洞中，他们意外发现了军阀和地主在逃跑时所藏的6万多块大洋以及一些黄金、布匹和粮食等物资。

成仿吾在《长征回忆录》中详细描述了红军在贵州所采取的措施，他们没收了军阀王家烈所开办的盐行，除了发给贫民一部分盐外，其余盐品低价出售，从中获得了巨额现金。而王家烈刚从上海购得的高级香烟也被红军充公，随后以低价卖给了当地群众。在红军占领遵义后，允许士兵继续使用根据地的货币；商户如洋货铺、书店、面馆和酒店等，在收到根据地的货币后可以兑换成白区通用的钱币，红军对此设立了专门的兑换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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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35年7月，中央红军计划经由草地北上，在筹养粮食的过程中，许多藏民因误信敌人的宣传而将粮食藏匿无果，红军只能通过割青稞的方式来获取粮食。在第一次筹集期间，也就是从7月5日到8月15日，收割了75万斤粮食；而在第二次筹集期间，即8月15日至25日，又获得了40万斤粮食，最终总计筹得115万斤粮食。对此，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对这种“先斩后奏”的筹粮方式表示了深刻的思考，称这是他们唯一的外债，终有一天必须向藏民偿还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粮食。

在早于红一方面军出发的红六军团中，1934年10月初，在贵州黄平地区，红军扣留了瑞士传教士薄复礼以及他的妻子露茜。红军认为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宣扬宗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侵略。次日，他们又遇到了新西兰的海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，以及一位名叫格雷斯·安布伦的加拿大妇女。针对这几位外国人，萧克和任弼时等人经过讨论，最终决定无条件释放妇女和儿童，而对其余的人员则提出了有条件释放的要求，条件是教会需向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资金，亦可用弹药和无线电零件等物品作为替代。随即，红军让薄复礼和海曼为教会撰写信件，明确红军的要求，并成功筹集到了部分资金。

通过采取上述各式各样的办法，红军在众多情况下努力确保了物资的充足，从而满足了长途转战的基本需求。然而，在红军越过雪山草地的艰难时刻，由于物资的匮乏以及环境的极度恶劣，部分部队也曾遭遇到断供的困境，面临着生存的考验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